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学”尽管拥有跨学科的特点，但是经济学应该是其基本学科属性。“治理财政学”是“中国财政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鲜活特征体现；“中国财政学”拥有与西方财政学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那就是满足人民公共需要的主动逻辑起点；金融学在“中国财政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当前处理好与金融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做好学科交叉直接决定着“中国财政学”的生机活力；建设好“中国财政学”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比较方法，以实现学科建设与推动改革发展之间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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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学是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学科。《中国财政学》更是 2021 年国家教材委员会确立的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之一。“中国财政学”的基本学科属性是什么、与西方财政学的区别和联系怎样、与金融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建设好“中国财政学”，为真正推动改革实践服务，是本文拟思考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财政学”的学科属性、学缘构成、学科体系

关于“中国财政学”的学科属性或者学缘构成问题，其“跨学科”属性应该是学界共识。但是对于经济学之外，其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缘权重，人们的争议较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从政策层面看，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从学术层面看，刘晓路、郭庆旺（2016）通过梳理财政学 300 年来的发展史，认为财政学经历了从政治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基础的演变。

（一）“中国财政学”的基本学科属性应该是经济学

我们今天的“中国财政学”更应该强调财政学哪方面的学科属性呢？经济学是毋庸置疑的。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思想所决定的。没有经济发展这一基础，政治学、社会学等“上层建筑”类的东西无从谈起。我国历来重视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2023 年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 5％的比例进行精减”，从而进一步将财政“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在实处。第二，“中国财政学”的经济学基本学科属性，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发展任务所决定的。

不管从财政学建设、发展视角，还是从财政管理视角来看，财政学当中的预算管理、事权配置等，更多属于“管理”和“执行”层面的内容，是低于“政治学”而又高于“管理学”的一个层级。这一点从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4 号）中对“财政事权”而非“事权”的强调也可见一斑；类似的，2023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也表明，加强宏观层面的财政监督、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离不开微观层面政府会计成本、费用、损失的科学归集基础。

当然，人们有时候之所以会强调财政学“跨学科”属性，是我们过分强调财政学“经济学”的一面，而对其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含义的重视不够。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财政学中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一面，可能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此，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中国财政学”的学缘构成，即作为教学研究的“中国财政学”，其学缘 50%甚至以上都应该是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上，20%是税收征管、预算管理等“管理学”的内容，另外大约 10%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剩下的大约 20%是法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

（二）“中国财政学”：政治经济学与治理财政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学等学科内容占比较低，并不是说它们就不重要。它们对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体现在某些改革关头、在我们思考某些问题的时候，再强调也不为过。从这种意义上讲，财政学其实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论断深入人心，也是学界的广泛共识，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可以说是中国财政学建设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特色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和内涵。至于我国财政思想史上形成的“强干弱枝”“郡县治，天下安”，以及关于我国地方税地位和性质的认识等，都是中国财政学深厚政治学基础所决定的。此外，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定位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此后“公共财政”“民生财政”和“现代财政”的提出无不是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目标，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现代财税体制”是直接瞄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此，这里讲的“中国财政学”的学科属性，更多是对这一概念“外围”边界的廓清，而至于其自身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则属于“中国财政学”学术殿堂内部“四梁八柱”乃至各种精装修材料构成的内容。

“中国财政学”的政治经济学属性更多表现为“治理财政学”。“治理财政学”让我们体会到“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财政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财政政策直接制约和引导地方财政行为，也是实现长治久安、落实中央决策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以税费清理工作为例。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明确，《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中规定的专项清理工作“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能说2014年国家清理税收优惠的政策主张有误，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承担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重任，如果没有这些减免税政策工具，地方政府的工作将很难开展。为此，后来国家才对工作步骤做出了优化。

二、“中国财政学”的知识起点与逻辑起点

（一）不同于西方财政学的逻辑起点

不同于西方财政学以“市场失灵”作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被动出发点”，为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财政学”从主动角度出发，其理论起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

从这一点出发，鉴于财政资金规模庞大，利益攸关方众多，“财政监督”必不可少。财政监督体系包括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内审内控等外部与内部多重监督，这既是财政学专业培养学生完整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财经人”职业素养的“必修课”，更是保证学生未来进入职场之后避免触犯财经纪律“红线底线”、为国家财经工作避免损失的“扎紧思想篱笆”之举，更是“全面从严治党”进教材与课程思政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财政绩效侧重的是对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正面牵引”措施，那么，财政监督是确保财政支出合规的“底线红线”要求，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此二者对于确保财政收支效率缺一不可。。

（二）“中国财政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就“财政学”这门学问研究的基本问题来看，不论是“中国财政学”还是其他国家的“财政学”，都包含弥补市场失灵，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广义上来讲，还包括补偿性财政调控、逆周期与跨周期财政调节等市场机制内在滋生、又无法自身完善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财政学”关注的其实就是市场的“对手盘”。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外，概莫能外。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财政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社会是人们的理想，而非均衡却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常态。令人遗憾的是，行为经济学的这些基于经济主体行为心理规律的原理在器官捐赠、税收征管等“公益品”（public goods）的筹集和推广当中再一次慢了半拍。白重恩等学者所描述的财政刺激陷阱也是对政府与市场之间财政关系的一种担忧。

（三）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国财政学”的精神内核

“中国财政学”之所以魅力无穷，既是因为其与中国历史发展关系密切，更是因为其与治国理政密不可分。

但是，与美国等西方联邦制国家“分权”精神不同，“中国财政学”从诞生开始、一以贯之、自始至终的都是其“集权”精神、家国情怀，其直接瞄准的就是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正是这种“集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财政学”是高于西方财政学的。

在这个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集分”处理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分中集”，即其集权是为分权服务的，分权为主、集权为辅；我国则相反，分权为辅、集权为主，分权是服务于集权的。如果作为《中国财政学》教材讲不清楚这一点，在对中国问题的理解过程中，学生就无法理解现行财政体制中共享税、地方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我国的共享税和地方税，都是为了服务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而言的，所以可能不像西方国家那么泾渭分明；在财税改革当中，学生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推进分税制、为什么要推进营改增这些重大改革。

在中西比较上，学生也会非常困惑为什么美国没有实行增值税这一世界“良税”；为什么占美国税收收入 40%的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其占比始终徘徊在不足 10%的水平。

进一步来讲，“中国财政学”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而是“致用之学”，是其特有的精神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间财政关系”就是“中国财政学”之魂。很多初学者，为中国财政学所吸引，也正是源于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核心命题。这方面我国的改革实践至少包括：乡财县管、省直管县、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财政管理层级扁平化等等。

三、金融学原理在“中国财政学”当中的应用与体现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财政学”的建设要照亮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暗角落”，如财政金融关系、新文科建设等，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不因我们的忽视而消亡。但财政学的建设可能因为我们的忽视而不完整；它就像一扇因我们主观忽视而忘记关上的窗户，即使已经走出很远，最终还是要折返回来把这扇窗关上、管牢。

中国财政学学科体系与教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金融学的相关内容，第一是因为二者都关注货币资金的运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财政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不能搞“小院高墙”、封闭僵化，必须尽力避免内在本能的“文人相轻”。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中国财政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将中国财政学建设成为“没有围墙的学问”，这一点，在处理中外、古今、兄弟学科的问题上，都是很好的“试金石”。

从本质上讲，不管是财政学，还是金融学，研究的都是货币资金运动的问题，二者之间应该有“共通之处”，绝非“水火不同炉”的关系。从日常流动性管理的角度来看，1、4、7、10 月通常是缴税的“大征期”，在这些月份的下半月央行通常会释放流动性，以对冲因缴税而导致的月度间的流动性。回收。进一步来讲，财政收支、国库现金余额变动等等，无不是央行货币操作的重要考量因素。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讲，非常典型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主动角度而言，财政投融资是财政主动运用金融原理以企图撬动经济的行为，其极端化的行为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进而演变成了所谓“金融加速器”。也正是因为财政投融资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领域的“野蛮生长”乃至“疯狂”，国家才开始对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的征缴机制做出变革，以求釜底抽薪。第二，更宏观层次上还有，货币政策财政化，或者说，货币政策演变成了一种“准财政政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型的国家而言，这应该是“中国财政学”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政策合力的切实体现。

归结起来，金融学原理在财政学当中的体现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启动性投资，如政府采购当中的“首购”；二是“四两拨千斤”放大投资效应与经济杠杆效应，抑或“乘数效应”。这种放大效应有的时候靠的是财政资金直接投入，有的时候靠的是财政贴息或基于政府信用背书财税支持的政策号召效应；三是通过发债将经常性收入贴现过来、趸付式的资本性大额投资，体现的是资金资源的跨期配置，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当然，债务融资也是一把“双刃剑”，就在我们对债务融资的妙用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对债务风险同样深恶痛绝；行为财政学很好地解释了政府官员为什么对债务融资趋之若鹜。从心理账户角度分析，政府官员对于经过税收努力筹集来的经常性收入“敝帚自珍”，而对于近乎“天上掉馅饼”的债务收入则多多益善。

（一）无中生有，从零到一：财政手中持有的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原始股”

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资金额通常比较巨大、风险未知性很强，民间资本不愿意投资。而基础设施的短板会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进程。宏观上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微观上园区建设的“三通一平”等，可以发挥对经济的“汲水效应”，搅动一池春水。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投融资是启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导火线、火炬手；财政手中持有的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原始股”。财政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药引子”，必不可少。这是站在经济发展角度看待财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二）聚少成多、四两拨千斤：“杠杆”工具的使用

天津财经大学王亘坚教授“经济杠杆论” 就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的集中研究。由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呈现出货币政策财政化、财政政策地方化的特点。事实上，货币政策财政化也不仅仅表现在中国，每次经济波动时候美联储等各国央行堂而皇之购买国债的行为，都是其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具体体现。

（三）财政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不是泾渭分明的两部门关系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左右手的最重要两个政策工具手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国库集中收付、国库现金余额管理、税收征期、财政支出都对货币投放与回笼造成影响，使我们对财政与货币之间关系的讨论不能停留在泾渭分明的两部门关系上。非常典型的例子是，2022年3月8日，央行发布公告称，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为增强可用财力，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人民银行结存利润主要来自过去几年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不会增加税收或经济主体负担，也不是财政赤字。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财政学”中的融通资金，并非金融学意义上的“微观金融”。这一点在近年来国家开展的药品带量采购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被认为是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灰犀牛”之一，也是制约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通过国家财政主导的药品带量集中采购，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保证了药企即使降价也仍然可以获得合理利润，而国家财政和居民个人因此都实现了减负，确保了三方共赢。这种生动的中国财政治理实践在利益集团化、碎片化的西方是很难企及的。这种市场优势、体制优势也将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所在。

四、建设“中国财政学”的基本方法：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正确的发展规律。2021 年，我国最终核实的 GDP 规模现价已经达到 114.9237 万亿元，2022 年更是突破 121 万亿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财政工作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构成部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与一域、当前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运用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按照系统而非割裂的系统思维推进财政工作，才能将中国财政学理论与学科及其教学体系建设好。

系统观念要求中国财政学理论与学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树立整体财政观，建设大历史观的财政学，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一）守正创新

“中国财政学”课程面向的群体首先是本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教育教学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鉴于他们中不少人对财政学乃至经济学的理解是一张白纸，一是要为其搭建起财政学的知识框架、描绘出知识图谱，介绍基本知识、勾画基本理论、培养基本技能；二是奠定其开拓未来的基础，启迪未来、照见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不能用昨天的故事束缚他们对未来的思考。

财政学课程作为财政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既要发挥好对其他专业课的“统领作用”，也要搭建学生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其他课程之间联系的“桥梁”。

如果只是基本知识，又是平铺直叙，会让人学得索然无味；为了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就应该处理好“基础性”与“高阶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难度提升，让学生在战胜“挑战性”当中收获成长；让学生管窥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的基本原理，了解 python 抓取等大数据时代工具使用等等。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财政学”的建设应该及时将我国财政改革和财政学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也就是要做到对财政研究理论成果的“撷英”与“管窥”，即需要处理好“学科基本原理”与“学科前沿”之间的关系。立足学科发展史的“大历史观”深入浅出，站在学科前沿举重若轻，才能让学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慷慨淋漓的过瘾感觉，才能让学生一下子找到某一单一知识点的历史方位和前世今生，而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不是在知识王国当中打转转、不明就里。

（二）瞻前兼顾后，不能“断章取义”

要坚持将财政改革放到整体改革、改革历史当中去观察、分析和研究。我国财政改革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中国财政学”要处理好与“新四史”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如何通过处理好十大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站稳脚跟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放权让利之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有了“余粮”，再进行分税制改革，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就具备了经济基础和财政基础，就水到渠成了，否则，分税制改革也将无从谈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财政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之间的相互勾稽关系要用财政学原理讲清楚，而不能仅仅是相互割裂的历史事件。

（三）顾后：未来财政学

“中国财政学”是从 5000 年中华民族史、百年党史、70 余年新中国史、40 余年改革开放史中一路走来的。讲“中国财政学”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在、展望未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如此，中国财政学才能焕发勃勃生机。“中国财政学”既要向财政学的经典理论致敬，又要注重打造新的经典，增强财政学对改革实践的解释力、指导力及预测力，体现出其应用的“前瞻性”。

随着信息社会和大数据的发展，过去的私人产品日益转化为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如新市场财政学对互联网搜索等新生准公共产品的分析；与增值税等与工业经济更相关的间接税相比，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与家庭、社会更密切，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孩子数量、老人状况、教育行为都会受到个人所得税制的塑造和牵引。如果再考虑到老龄化状况之下，财政性医疗支出的规模和影响，财政从收支两个层面都在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习惯。更进一步地来讲，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税收凸显性（Tax Salience）更强，其反过来对政府财政收支的趋势性影响使人不敢小觑；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亚马逊税”等使得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再是国家的特权，大型企业对政府税收汲取的蚕食和“俘获”似乎在步步紧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最低税”、BEPS等都在使得“国家税收”在加速向“国际税收”转变。

所有这些未来的财政学内容不仅在对传统财政学理论进行着颠覆性创新，也因此使中国财政学始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焕发着勃勃生机。

（四）“财政整体观”的应用

关于“财政整体观”，在我国本质上是讲好社会主义优越性：从根本上讲，中国财政学的建设要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建设。

1.从“范围经济”角度认识地方债问题，地方债的风险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基础设施的范围经济，弥补市场外部性，从整体角度考量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对于正确理解地方债以及地方财政风险也有帮助。其中的道理在于，很多基础设施专项债看上去入不敷出、风险很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那么整体看，这些项目反而是可行的。这是跳出财政看财政自身的问题。

2.财政整体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企问题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但是，在国有经济问题上，有些人底气不足、腰杆不硬。他们认为，很多国企的利润率低于民企和外资，似乎效率更低；即使有的国企利润可观，似乎也是“垄断”使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其实不然，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这是因为，不少国企承担了民企和外资没有的社会责任、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同时，不少国企如高铁，都属于社会事业领域，出于保障民生角度的考虑，通常实行政府定价政策。或者说，国企所从事的公共事业的价格及国企的利润水平并非真实、完整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体现。因此，对于国企、国资、国有经济问题，只有树立整体财政观，才能得见全貌。

五、比较分析应该是“中国财政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一）比较分析过程中，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站稳“中国立场”

这种比较分析既体现为中美、中欧、中日等的比较，也体现为与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既体现为古今比较，也体现为当下与未来的比较；中观上体现为国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税源与税负背离”等区域比较，微观上体现为市场经济主体税法遵从度之间的比较。这方面，至少有中央财经大学姜维壮教授、厦门大学张鑫教授、中国社科院杨志勇研究员的“比较财政学”方法与著作，而比较分析更是广大中国财政学者进行财政分析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在比较分析过程中，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站稳“中国立场”，拥有“国际视野”，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才能有效推动财政学的学术创新并更好服务于财政改革实践。

中国财政学的一般与特殊：是否存在“中国财政学”？我们强调“中国财政学”，并不是否认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学，而是要从中汲取营养。中国财政学理论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而不能是封闭僵化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

（二）“中国财政学”应该努力将“故事”的全貌、全程展示给学生，而非“一鳞半爪”、盲人摸象

例如，在知识点上，要讲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又分为俱乐部产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公共悲剧、公地悲剧、逆公地悲剧；庇古路径与科斯路径等等。

“中国财政学”要努力将“故事”的全貌、全程展示给学生，而非“一鳞半爪”，学生的知识结构完整了，未来我国的财政改革也可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错误、降低国家和社会损失。如果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就会食而不化、生搬硬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减税降费问题上，只知道学习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但是忽略了其对财政失衡造成的短期影响———即使长期来看，财政也可以因减税而重新平衡，但短期的财政压力可能都无法逾越。如果只看到追时髦的供给学派减税，而忽略了后期美国人“打补丁”、处于“暗角落”里的减轻减税改革对财政平衡影响的“伯德规则”，我们就会又一次陷入“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和财政失衡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陷阱”当中。

为此，中国财政学应该努力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做到“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学生知道，老师要首先知道；老师要知道，教材首先要讲到。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财政学”绝不是讲多讲少一个样、讲和不讲一个样；没有“临渊履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门课程是难以讲好的。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教学育人与财政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财政学”就不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而是真正的“经世致用”“经世济民”之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直面中国财政改革中遭遇的挫折甚至失败，让学生捕捉到改革中问题的原因，应该反求诸己，从教材中找、从老师授课中找、从“中国财政学”的建设中找。参与编写的老师也不仅仅是完成交办的任务，而是一次真正的理论修养的提升，见功底、见功力。教师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编写教材更是如此。相关老师要博览群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书外有书”，应该在教材之外，有一系列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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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登载于《财政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