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科国际话语权是知识生产、传播与运用的统一体，是学术共同体内权威构建、知识范式革新的关键，也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性指标。民族文化塑造知识生产的认知框架，提供知识传播的符号和交流语境，构建知识阐释与实践运用模式，影响学科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迫切需要推动“两个结合”，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当代财政学科构建中。首先在知识生产上，可通过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揭示中国古代文本背后的隐含逻辑和思维模式，实现本土经验系统化与西方概念本土化。其次在知识传播上，学科教育应编撰本土的《中国财政学》教材，学术出版可引导中国传统理财智慧的理论化研究，学科论坛可通过议程设置、文化交流叙事等方法将中国智慧传播至更广泛的学术领域。最后在知识运用上，可构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治理经验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为人类社会财政改革提供中国样本与经验参考。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财政学上，尽管基于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我国财政学形成了财政风险论、财政国家治理论、新市场财政学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随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中国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构建，尤其是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社会科学提供了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去挖掘中国本土文化，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社会秩序以及财富分配等智慧，去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财经学科，具有较大的创新性，但从整个学界来看，该研究在两个关键领域的探讨上仍有空间。首先，学术界还需充分探讨民族文化与学科话语权之间的理论交互作用，以促进我们深入理解文化要素如何与学科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相互影响，以及如何在全球学术讨论中有效地利用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次，学术界对中国财经学科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需进一步从学科国际话语权的表现形态出发，发现我国在相关领域的不足之处，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互动关系，有的放矢地完善学科国际话语权建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话语权属于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本文以中国财政学科为研究对象，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话语权的具体表现及其构建机制入手，深入分析了优秀传统文化与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的理论交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构建过程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现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财政学科话语权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就如何将传统财政思想文化有效地融入到中国财政学科的国际话语权构建过程中提出了建议，以期在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为争取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民族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并通过符号编码、传播和社会实践在族群成员之间得以共享和维系，而生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民族文化通过文字、语言、宗教、价值观、艺术、习俗等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凝聚了民族特性和历史智慧，还是民族认同和连续性的重要载体，与学科国际话语权呈现出复杂的交互关系。

（一）学科国际话语权及其表现形态

学科国际话语权是指在特定学术领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研究机构凭借其学术权威和影响力，对学科的研究理论发展、方法论创新、知识评价标准等核心元素拥有主导性的影响。学科国际话语权的构成依托于学科资本的积累，是学术领域内部积累的认知权威、方法论优越性和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

学科国际话语权，对学科本身、国家和人类，都有巨大影响。（1）学科层面，话语权决定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权威构建，它影响着知识的范式建构、研究路向的确定、学术资本的分配，还规定了学术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评价标准。（2）国家层面，学科知识、信息的国际流通和认可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国际权力正在从资本持有向知识与信息持有转移。拥有话语权的国家能够通过学科领域的国际认可和影响力，将本国的研究成果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融合，形成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渗透，甚至对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政策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些没有话语权的国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移植学术主导国家的理论知识和制度框架。（3）人类层面，学科国际话语权对于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提供了框架性的思维工具和实践路径，学科国际话语权的不对等，形成了学术生产与知识运用的“中心—边缘”格局。即中心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知识体系中设定“规范”，边缘国家则往往成为这些规范的接受者，进而失去对人类一般性问题的发言权，不得不依附在中心国家的知识权威之下。

学科国际话语权包含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与知识运用三个维度。

第一，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涵盖现象发现、规律总结、知识创新、框架验证、理论扩散至运用等连续性活动链的总和，既包括对既有知识体系的递进式拓展，亦涉及新的知识生产的框架创新、方法论的突破与实践模式的重构。一个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实际上是其内在知识生产能力的外化表征，它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认可度、其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国际引用频次，共同构成了话语权的基石。因此，知识生产不仅是学科内部范式转换的驱动力量，而且是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关键影响因子。

第二，知识传播。知识传播是知识转移的过程，通过传播，学科的概念、理论或者方法从生产领域可传递到更广大群体中。传播方式包括学术出版、学术会议、课程设计等多种形式。知识传播的核心不仅仅是知识传递，还涉及知识的诠释和再生产。有效的知识传播不仅为学科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提供了流动平台，而且对知识传播的掌控，有助于建立学科在公共话语中的权威性和认知权。此外，一旦这些学术理论通过特定渠道逾越其专业领域的边界，它们便可能转变为群体行为和社会决策的指导真理，如广为人知的羊群效应、墨菲定律、鲶鱼效应和马太效应等，已经演变为社会准则的组成部分，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第三，知识运用。知识运用是学科知识在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实施过程，不仅仅涉及知识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指导，还包括了理论创新对社会实践的渗透程度及其在实践中的反思和再生产。在学科知识的运用转化中，理论的实用化及其在实践中的持续应用，表明了学科内知识体系的活力与适应性，反映了学科理论如何对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力，以及学科研究成果如何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中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效能，从而生成人类一般性问题的解决框架，进而生成对人类通用问题的解释权。

（二）民族文化与学科国际话语权的理论交互

1.民族文化与知识生产

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深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形塑和约束。知识并非客观存在于自然界，而是在社会和文化互动中建构的产物。因此，学科知识的生产过程与民族活动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等隐性文化交相呼应，其研究方法、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都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民族文化通过语言提供了一套叙事的符号系统和认知框架。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媒介，也是思维的工具。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比如对时间、空间的认识，对事物间关系的解释，都在潜移默化中指导学者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假设，使表面上的非理性表现得非常合理。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推崇某些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知识体系，西方一系列知识生产都反映了其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

财政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其研究范畴包括财政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以及对国家经济行为分析等维度的内容。这些研究议题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为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会对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决定性影响。民族文化的历史经验为财政学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数据和案例分析。不同民族在处理财政危机、实施税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积累的经验，是财政学理论建构和政策创新的宝贵资源。

2.民族文化与知识传播

知识传播作为知识传递和再生产的过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为学科知识提供了传播的语境和媒介，知识传播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民族文化的筛选、解释和再现，形成特有的意义构建和符号交换。

民族文化提供了一组固有的文化符号和交流语境，这是学科知识传播的前提。随着学术全球化，知识传播要求学科从其原生的民族文化环境转移到一个全球的学术讨论平台。但是，知识是包含在文化中的，学科知识深受它的母体文化影响，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因此，学科知识在跨文化传播时必须适应接收文化的认知结构和价值系统，这一适应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元素。民族文化在学科知识的表达与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它们既是传播媒介，也是信息载体。当学科知识向国际传播时，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属性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知识传播一同展现给国际社会。

财政学科的知识传播是指财政学领域的知识、理论、政策分析、实践案例从原生场域到跨国界的交流和讨论过程。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对财政学的全球传播至关重要。财政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关于生产、交易、消费与分配的价值取向。另外，民族文化还决定了财政学科知识传播的叙事方式和传播策略。

3.民族文化与知识运用

有学者认为，文化塑造个体的自我概念和认知方式，影响知识的解释和运用。民族文化作为知识产出的原生背景，其语言、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等要素，是学科知识第一层次的运用语境。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学科知识不再局限于民族文化的框架内，而是向国际化扩展，这是学科知识第二层次的运用语境。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包括语言、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变成了跨文化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这一背景下，知识的国际化运用需要文化的转译和互动，以实现知识的全球共享和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知识的互鉴互用。

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不仅塑造了财政理论的发展路径，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设计方向。在本土层面，财政学科知识运用浸透了民族文化的特定意识形态、历史脉络和社会伦理，构成财政决策和经济行为的第一层次文化框架。进入国际化的层面，财政学科的知识运用跨越文化的界限，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求，构成知识运用的第二层次文化框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特性与全球财政体系的通用性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新的知识运用模式。本土财政进入全球轨道，其携带的母国文化也会一同进入全球视野。此外，国际财政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找到共识。

（一）知识生产

就当前中国的财政学知识生产而言，有几种主要的代表性观点。

国家治理财政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促使学者从国家治理视角对财政的功能进行反思。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发展，是尝试对传统财政学研究对象的重构，强调了财政学要从市场经济体制向国家治理过渡，为理解和设计现代财政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风险财政学。风险财政学聚焦于政府作为全社会风险承担者的角色，探讨财政风险的形成、演化与防范等问题，成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成果。风险财政学提出财政制度和政策选择必须旨在防范风险，为我国财政风险防范化解提供了初步理论框架。风险财政学界定了风险的范畴，提出了政府应对的双重角色：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风险财政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于风险社会特征的理解与分析，特别是对于风险分配、公共风险及其治理转型的研究，是对传统财政学研究逻辑的重要补充和扩展，其观点不仅凸显了财政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还为财政风险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分析工具。

新市场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不仅在市场失灵时介入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而且在正常市场运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财政政策应当在市场平台观、市场规则观、公共价值观和政府参与观的相互作用下制定，从而更全面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新市场财政学提出，政府的财政作用不应局限于市场失灵的补救者，而是应当作为市场参与者、协调者和引导者，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新市场财政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市场与政府功能的互补性，为理解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多维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上理论探索，共同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财政学领域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与创新。这些流派在理论建构上既有对西方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入反思，也展现了在中国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理论重构，凸显了对西方财政学经典理论的本土适应性解构，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经典理论认识到了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以上研究多数是局部探索，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融入本土化相关要素。

第一，学科理论构建中需重视本土文化符号。例如，风险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强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可综合中国特有的社会信任、家国主义等传统文化因素对财政风险管理的影响，融入中国传统的风险观念，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防微杜渐等思想，以更贴合中国特有文化的实际情境。新市场财政学在强调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构时，可加入对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网、“善因论”的传统，“义利”观的考量等。通过对中国传统财政管理中的文化要素，如德治思想、家国情怀等在现代财政制度中运用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以反映出中国特有的精神风貌、民族智慧与人类贡献。

第二，知识生产中加强本土方法论的运用。在学术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财政学界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西方的研究议题设定、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这虽有其合理性，但是也造成当代财政学研究较多模仿甚至复刻西方的方法，缺乏对西方方法论的本土情境对话，未能根据中国的历史文脉和实际国情与西方方法工具进行融合。中国历史上财政理论建构方法论，如对历史记录与分析法、对复杂经济现象的辩证分析、对经济规律的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长期指导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经济活动管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本土方法论应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知识传播

知识创新依赖于知识传播。学科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和学科知识的传播，是在专业教育培育、学术出版与学术论坛交流这三个重要平台上实现的。专业教育是学科知识传承的主要载体，学术出版是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主导媒介，学术论坛提供了学者之间直接交流思想的平台，这三者共同推动学科内知识的创造、验证、流动和运用。

首先是在专业教育上，在接轨国际过程中，中国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财政学人才，但是，在中国高等财政学教育中，西方理论、理念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本土智慧则相对边缘。当前中国高校财政学的教材，一般都是介绍政府收入、政府支出、预算、采购、政府债务等内容，思想层面是斯密、凯恩斯等人思想，对于中国古人财政智慧与思想，则少有提及。从师资队伍来看，中国财政学授课教师普遍系统学习了西方财政理论及其分析工具，但部分教师对于中国古代理财智慧的认知和挖掘还有待加强，在将其融入教学内容方面尚有困难。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国财政史的系统教学同样稀缺，高校对此类课程的开设远远不足。目前，广为认可的、系统反映中国本土智慧的财政学教材资源还比较匮乏，中国本土学生不太了解中国古人丰富的理财治国智慧，影响了中国财政学学科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与智慧的认知。

其次是在学术出版上，学科知识的传播离不开特定的出版载体。近年来，已有较多学术期刊刊发中国财政治理改革的经验论文，成为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财政学术发展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窗口。但是，中国古代财政思想与实践，如“宽厚仁政”“节用裕民”“取之以时”等，具有独特的智慧，尚需得到更学理化的展示和传播。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展示中国文化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国际学界对中国特有的文化智慧与精神风貌以及中国财政治理五千年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再次是在学术论坛上，中国举办了各类财政学论坛，然而，较多学术论坛往往侧重于计量分析工具的技术运用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财政智慧和治理思想则缺乏对话与关注。尽管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对现行财政问题的数理性、工具性偏向，但它也暴露了知识传播中的一种偏差，即对西方工具的重视超越了对本土知识的探索和挖掘。这造成了一种“选择性失语”，即在知识的诠释和再生产过程中对传统财政智慧重视不够，导致中国财政故事难以被充分讨论、交流并传播。

（三）知识运用

从话语权的角度来看，知识的传递与运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两种路径：国外知识指导本土实践，以及本土知识指导国外实践。

从中国的财政改革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接受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市场失灵”逐步成为中国财政理论构建的重要依据，也为中国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不过，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中国财政治理经验，尚未完全凝结为跨越中国、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规律。中国理论输出与中国财政治理取得的成就并不相称，还不足以形成一套完整的被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进而去指导其他国家的实践。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普遍将中国视为西方文化投射下的近代化转型样本，这是中国财政学国际话语权缺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西，构建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以促进学科国际话语权的生成。

（一）在中国财政学构建中树立文化自信

中国财政学构建中传统文化边缘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国人在认识到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对应的器物、制度、理论差距时，可能采取了模仿或是依附于外来模式的适应性策略。

这种适应性策略对近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其在财政学科知识的转移和本土化过程中，过度重视外部知识体系，忽视了本土知识资源的整合和创新，进而影响了中国财政学科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发展。尽管近代中国有学人基于文化自觉尝试从本土智慧中构建中国自己的财政理论体系，都基本没有在国际上广泛传播，进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这类困境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知识生产上，近代中国财政学论著颇有规模，但是未能基于中国文化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原创性的理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财政学在全球学术界的影响力与认可度；（2）知识传播上，一些财政学论著虽在中国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但其在国际上的推广及接受度受限；（3）知识运用上，中国的财政学文献不乏引进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财政问题，如公共债务、战时财政以及预算管理理论，并在国内财政改革中得到实践，但少有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国际上的运用。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在财政学科的理论探索中广泛复刻西方经典理论，是因为西方知识在国际舞台上经历了实践的验证，展现出一定的普遍性效能。这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学科的萌生，也指导了近代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智慧，也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本土财政学科构建中，应当树立本土文化自信，培育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效能感，注重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传承和发扬，鼓励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财政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

（二）在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升中国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70余年的艰难探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财政学科的发展应构建反映自身底色的财政理论体系。就中华优秀财政智慧而言，“邦本”“养民”“善因”“和邦”等观念，形塑了中国数千年的财政实践，中国当代财政治理实践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了古代这些智慧，因而在理论构建上，需要增强对这些文化的提炼，传递中国之声，融通中西，借鉴西方“术”，在中国文化“根”的基础上发展本土财政理论，提升中国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

第一，在知识生产上，西方财政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其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分析工具和抽象概念，可以将西方的这些普适性原理与中国治国理政的传统智慧相结合，提出既符合中国实践又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财政政策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经验系统化、概念本土化、方法论重构整合。

就经验系统化而言，我们可以运用西方财政学研究范式，通过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揭示中国古代文本背后的隐含逻辑和思维模式，将中国传统财政智慧的精髓提炼出来，转化为现代财政学的语言文本和理论结构。结构分析在于挖掘中国古代经济文本中的系统性财政管理知识，诸如《周礼》中关于财政职责的分工、《管子》中关于财政与治国理念的阐述、《史记•货殖列传》对历史经济活动的记录等。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中国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应对经济波动、预防自然灾害以及治国理政，提炼中国本土智慧。随后，我们可以通过语义构建的方式，将这些智慧转译为国际通行财政学的理论构件，将中国文化重新诠释和编码进现代财政学的理论体系中。这一点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已经有过初步尝试，陈焕章基于中国儒家的经典学说，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术语表达，从生产、分配等现代财政学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我们可以沿着《孔门理财学》的路径，对中国传统财政智慧进行重新编码和解读，运用现代财政学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使得古代财政智慧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得到创造性转化。

就概念本土化而言，可以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构建出反映中国文化底色与中国制度创新实践的理论体系。这需从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出发，对西方财政学理论展开本土化回应，使其适应中国情境。例如，将中西方“公共”概念与儒家“大同”理念进行对话，形成符合中国社会伦理的理论框架。同时，本土化过程中要重构理论分析范畴，捕捉中国特有的财政现象，如中国国有企业承担的国家职能、社会责任以及公共服务，以及它们如何影响财政收支、投资决策和宏观经济稳定，以拓宽西方学界对企业活动的研究范围。再如，西方将税收定义为政府收入的构成及经济与社会调控的工具，但是中国的税收体系与儒家文化中的仁爱观念、个体诚信、集体利益以及公民责任感有着很强的联系。本土化的税收概念应揭示税收如何作为一种伦理工具，反映和塑造中国社会的独特文化价值，以拓展西方税收的研究范畴。

就方法论重构而言，西方财政学方法论依托于实证主义分析，注重逻辑演绎，强调运用数理工具进行逻辑推演和经验检验。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财政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更注重历史经验的积累与综合，依赖于历史记录的详尽归纳、对比和解释，形成对财政问题的深层次理解和感性认识。中西方法论的差别根源于不同的知识传统和哲学基础。西方方法论的起点是科学实证和逻辑推理，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可验证性。中国方法论更多地结合了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并以此指导实践。中国可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数理模型，以提升研究的精确度和预测能力。同时融合中国的系统分析方法，将财政政策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结合起来，结合西方数理工具与逻辑推演，揭示财政演化规律，以“通古今之变”，使中国财政学的方法论不仅能够吸纳西方知识的长处，还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经济因素—如家庭伦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纳入考量，丰富西方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与内涵。

第二，在知识传播上，需要从本土教育、本土学术出版以及本土学术论坛等角度多方面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播。

就本土教育而言，可通过课程设计、教材编纂、师资培养和教学方法的革新等方式传承民族智慧。首先，需要在中国财政学教材中嵌入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及人类贡献。在课程设置上，可引入财政经济史等，以促进学生对中国本土历史的理解。高等院校应增加专门探讨中国财政学史的课程，从而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至现代财政政策演变的轨迹。同时，更新和扩充高等教育财政学的师资队伍，重视财政史师资培养。其次，树立文化自觉，在财政学教育中，不仅要传播西方的工具与知识技能，更要传播本土的文化智慧和历史意识。

就本土学术出版而言，出版机构可担当传统文化门户守卫者与本土智慧的学术传播者。学术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编码与解码过程。中国学术出版一方面要进入全球化轨道，必须追踪全球新的理论、方法与学术动态；另一方面，也要树立起民族自信，通过对学术栏目的策划，引导学界重视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本土学术出版还可以鼓励学术知识的国内外双向交流，确保中国财政治理文化被国际学界所识别和评价，如出版英文刊物，提升本土财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和影响力。

就学术论坛而言，目前，部分论坛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未来可在各类财政学议程内容策划上，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财政智慧纳入议程设置，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学术讨论中形成系统化的共识，并通过论坛传播至国际领域。同时，中国还可以举办各类国际财政学论坛，促进中西文化与学术的交流碰撞，如国际儒学与财政治理论坛等。中国学者也可积极参与其他国家举办的财政学论坛，传递中国声音，通过这种主动的国际学术交流，促进知识体系的双向流动，进而在全球学术舞台上树立中国的学术声望和话语权。

另外，中国财政学知识的传播还要在英语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可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蕴含的财政思想精华，提炼出能够体现中国底色的故事叙事文本。在中西方比较的视野下，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财政实践的历史脉络，总结中国古人治国理财蕴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期刊、会议等平台，以论文、著作等形式，向国际学界阐释中国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以及当代中国财政改革的成就。同时，通过恰当的话语策略和叙事方式，将中国的财政实践置于全球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提炼中国财政治理何以、何能、何为开辟人类新形态的贡献，以彰显中国财政治理独特的价值，为全球财政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第三，在知识运用上，可构建涵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财政治理经验的理论框架，并验证其作为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适用性，为人类社会财政改革提供中国样本与经验参考。首先，中国特有文化—比如家族主义的商业伦理、集体主义的资源分配模式、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可被考虑纳入理论模型的构建之中；其次，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将这些文化元素与现代财政管理实践相结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最后，通过实证验证中国财政改革的成效，从而为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改革提供经验参考，以增强中国财政智慧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适用性，进而提升话语权。

四、结论与启示

未来要想重塑中国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大地，树立文化自信，找准道德文明制高点，通过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深入挖掘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反映的民族智慧，并借鉴国际通行的理论范式，将本土的理财智慧转变为一套解释全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学人可树立本土自觉意识，肩负民族复兴与人类创新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融中西之智慧、发思想之先声、成大国之理论、促人类之发展，塑造中国财政学科理论的话语原创力，提升中国财政学理论的一般适用性，为全球财政改革提供中国方案并贡献中国智慧，进而建立与中国经济话语大国、政治话语大国地位相称的学术话语大国。

文章来源于《财政研究》2024年第4期，作者：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导， 兼职研究员；毕学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